本期光明网理论学术动态导读关注系统工程论、制造业融合发展、文化主体性、扩大内需、吸引外资相关政策等话题，欢迎网友踊跃参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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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昌俊：坚持系统工程论，解决“卡脖子”困境】

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蒋昌俊指出，中国式创新，需要科学的理论方法来支撑，需要坚持系统论观念。系统论观念的精髓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追求系统性增益”。而系统论的要义是精准把握“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从哲学上讲，矛盾不可能消除，只能转化或和解。坚持系统工程论，必须用矛盾剖析方法来解构问题场景中的复杂交织关系，通过增维或降维问题的边界条件，在新的解题维度上达成矛盾的统一性。比如，我们在研究“网络安全问题”时发现，网络空间广泛存在内源性安全矛盾，其内生特征决定了矛盾问题不可能“彻底消除”，只能通过问题场景维度变换实现“条件规避或危害阻断”。换言之，传统的“亡羊补牢”“尽力而为”的“保镖式”附加防御范式，不可能解决“未知的未知”网络威胁或破坏问题。必须转换思维视角、方法论和实践规范，以“结构决定安全”的系统工程论为指导，敢于进行网络安全范式创新乃至数字产业生态转型，才可能在“有毒带菌”的网络空间内实现“有质量保证”的安全目标。今天，我们在面临“卡脖子”困境时，也可以借助系统工程思维来解决问题。比如，在突破芯片困境时，完全可以开辟一条功能等效、换道超车的新路径，通过构建“晶圆级架构”，用软件定义晶上系统的软硬件协同处理方法，弥补我国在工艺技术层面的短板。

摘编自《光明日报》

【黄群慧：促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表示，我国目前是产业体系最完整的制造业第一大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我国制造业规模已经连续13年居世界第一，占全球比重近30%。与此同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度演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组，我国制造业体系的完备性优势受到了冲击。一方面，一些企业开始向东南亚转移，存在着产业链外移以及制造业配套能力受损的风险；另一方面，传统产业面临转型升级的巨大压力，有些地方简单通过“一刀切”政策将传统产业视为“低端产业”淘汰出局。当前，产业融合化发展代表着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一个重要趋势，建设具有先进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体现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发展方向。对此，必须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推进我国制造业沿着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的方向发展，实现从大到强的转变。未来进一步建设具有先进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加强相关举措，全面推进制造强国建设。要深入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完善国家质量基础设施，加快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积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着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实施绿色制造推进工程，促进工业、交通各领域清洁低碳转型，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实现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进一步优化产业链供应链发展环境。

摘编自《经济日报》

【张志强：“第二个结合”让文化主体性更加巩固】

张志强表示，一种文化要具有穿越时空的引领力、凝聚力、辐射力，必须具有主体性。文化主体性是文化自信的前提，文化自信是文化主体性的重要体现。如果没有文化主体性，我们就难以更好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难以对一切人类文明成果择善而从，也不可能有在选定的道路上走下去的坚定决心、坚强意志。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有了担负新的文化使命的坚定与自觉。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并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充分证明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我们的文化主体性，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亿万人民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中。特别是“第二个结合”，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让文化主体性更加巩固。坚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是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题中应有之义。前进道路上，我们要继续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新，坚定不移推进“两个结合”，进一步巩固文化主体性，为扎实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摘编自《人民日报》

【娄飞鹏：着力扩大内需要从消费投资两方面发力】

国家信息中心博士后娄飞鹏认为，当前，我国在扩大国内需求方面既有优势，也面临新问题。因此，在着力扩大内需过程中，需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在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共同发力，以自主可控、优质有效的供给满足和创造需求，以规模扩大、结构升级的内需牵引和催生优质供给，更好推动供给创造需求、需求牵引供给，提高供给和需求的适配性。围绕新发展格局要求，着力打通国内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各个环节，充分释放消费和投资需求，用好宏观调控政策，实现经济在更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一方面是稳定和扩大消费。针对各地区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为中低收入群体发放消费券，充分发挥这类群体对扩大消费的积极作用。结合“保交楼”，更好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稳定房地产市场消费，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另一方面是稳定和扩大投资。需要继续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做好重大建设项目等，稳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制造业投资方面，围绕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需要，加大投资力度，为解决关键领域短板和“卡脖子”问题，提高供给质量更好满足居民消费升级需求等积蓄力量。在扩大投资方面，特别需要出台政策促进民间投资。再者是做好各项政策协调配合，尤其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总之，在扩大内需过程中，不仅要着眼短期，还要着眼长期，考虑新一轮科技革命、我国人口老龄化等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和高质量发展要求，稳短谋长发掘扩大内需潜力。

摘编自《经济参考报》

【赵静：以更大力度、更高强度完善吸引外资相关政策】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副研究员赵静认为，外资企业是中国重要的市场主体，更大力度促进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应有之义。今年以来，苹果、三星、特斯拉等众多全球500强企业高管纷纷来华考察，充分说明外资企业普遍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并以实际行动对中国经济发展投下信任票。当前，为推动利用外资高质量发展，亟须围绕外资企业对强化要素支撑、优化融资支持、加大市场准入、完善服务保障等方面的期盼和诉求，以更大力度、更高强度不断完善吸引外资相关政策，持续增强外企在华投资兴业发展的信心和动力。一是稳步扩大规则、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保障外资企业公平参与竞争；二是加大医疗健康、教育培训、文化旅游等服务业开放力度，落实好外资企业在金融服务、政府采购、补贴政策等方面的国民待遇；三是扩大自贸试验区、国家级经开区、国家级高新区等平台载体外商投资和再投资规模；四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改善市场预期，切实回应外资企业的关切，确保政策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五是继续发挥重大外资项目专班机制作用，加强土地、人才等要素资源保障，破除外资项目落地掣肘，为更多外资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在中国投资兴业夯实基础。

摘编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光明网记者 郑芳芳整理）

来源：光明网-理论频道